刘禹锡是中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后，国家权力已被宦官和藩镇势力所掌控。永贞元年（805年），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中下层革新派，在唐顺宗李诵上台后，实行了“永贞革新”。他们力图限制、打击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革新运动虽然是积极进步的，但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反动统治没有造成重创，在大地主阶级的联合反扑下，“永贞革新”只进行一百四十天就失败了。
  革新失败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县）司马。元和十年（815年）经历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后，他自朗州被召回长安，写下了着名的《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人以“紫陌”、“红尘”比喻当时那些喧嚣一时的保守派新贵及其反动统治下的污浊政治空气。“桃千树”“去后栽”，指众多的桃树是在刘郎去后栽培的，暗示这些新贵是在打击革新派之后才得势上台的。这里用“桃花”影射那权倾京师、红极一时的保守派势力，指出他们虽然显赫一时，但最终是好景不长，他们如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他们反动统治的淫威不会长久。这首诗很快在长安传开。由于该诗是“语涉讽刺，执政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传），结果刘禹锡因“诗祸”又被贬为连州（广东省连县）刺吏。以后又辗转于夔州（四川省奉节县）、和州（安徽省和县）等地任刺吏。唐大和二年(828年）春，由于宰相裴度的荐拔，刘禹锡再次被召回长安，距“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已经十四年。政敌的长期迫害并没有使他屈服，他丝毫不畏惧、不妥协。在回长安后，又用同一个主题，写下了语言泼辣、态度倔强的《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知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玄都观内百亩庭院几乎荒废了，过去灿烂夺目的桃花已经空荡荡一无所余，只看见野草燕麦（诗前引述）以及菜花摇曳在春风中。不知道苦心培植桃花的道士们哪里去了？请看，前度看花被贬的刘郎如今又回来了。通过玄都观的盛衰变迁，辛辣地讽刺那些因循守旧、不思改革的保守势力，他们虽然强权一时，但最终逃不脱“桃花净尽”的命运，他豪迈地称革新势力“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对保守势力的极大蔑视，对改革主张充满必胜的信心。
  刘禹锡在与反动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坚持改革前进、反对因循守旧。在他的大量论文和政治诗中，表现了腐朽没落的东西终究要成为历史，企图挽留只是妄想。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这是诗人对社会变迁、人生变化的理智思考。凡是历史的，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六朝的繁华会消逝，显赫的王谢大族已衰落，富贵荣华也如过眼烟云，这是自然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阻挡也好，感伤也罢，都无济于事。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给乐天等三君子寄诗中疾呼：“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杨柳枝词九首》中指出：“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警句，说明事物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奉劝统治者要革新，不能阻挠新事物的进程，表现出他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坚持改革的政治主张。

     (吴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