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不带驾照挨罚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
　　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
　　1937年春天，广州市政府出台《汽车驾驶人规则》：“汽车驾驶人须申领驾驶执照，定期审验，随身携带。未领执照而驾驶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已领执照而未携带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冒用他人执照或涂抹执照者，罚国币二十元以下，并没收执照；执照应审验而逾期未审验者，罚国币十五元以下。”
　　当时广州各大运输公司的司机平均月薪约50元法币，若忘带驾照被警察抓到，有可能被罚去小半月工资。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司机收入优厚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韶关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得到加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应运而生。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其中最着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七七事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而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
　　除了傅文浩，当时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