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在氤氲着雾气的大山深处，常太利车小学如剪影一般，镶嵌在山窝里。经过一段蜿蜒但还算平坦的山路，才算抵达。宽大的院落里，正中悬挂着雷锋头像的教学楼孤独地矗立着。楼前堆放着建筑材料，所有的教室门窗紧锁，一切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已经被闲置了许久……

        课上有朗朗的读书声，课间有许多互相追逐嬉闹的小伙伴，老师提问时有人一起争先举手作答，放学的钟声总会适时响起，回家路上也总有一起同行的小小身影……关于学校和上学的记忆与画面，似乎都该是如此的热闹而丰满才对。然而，在常太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里，学校的钟声已经很久没有敲响过，时间在这里仿佛已经被模糊了界线。在这所小学里，除却十来个学前班的孩子和一位幼教老师，最特殊的是，小学部仅有一位老师和一个学生——59岁的蒋国强和8岁的叶飞鸿。

　　没有钟声的学校

　　在氤氲着雾气的大山深处，常太利车小学如剪影一般，镶嵌在山窝里。经过一段蜿蜒但还算平坦的山路，才算抵达。宽大的院落里，正中悬挂着雷锋头像的教学楼孤独地矗立着。楼前堆放着建筑材料，所有的教室门窗紧锁，一切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已经被闲置了许久。
　　到时约是正常校下午第一节课的下课时间，这所学校的下课铃却迟迟没有敲响。十几个学前班的孩子依然围坐在教室里歌唱、游戏；对门教室里，唯一的一位小学生，也依然紧挨着自己的老师，听着讲解、写着生字。
　　一张课桌、一张讲台、一把椅子，一个学生和一位老师，这就是利车小学小学部的所有。他们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上课，11:15左右放学；下午13:30左右上课，16:15左右放学。有时一节课是60分钟，有时是45分钟。每节课的开始和结束在这里并没有严格的节点。所以他们的时间都只能定义为“大约”和“左右”。而在蒋国强的印象里，学校的钟声已经很久没有再响起过了。“整个学校只有我们两位老师和十几个孩子，上课、下课和放学，总课时不能少，但所有的时间节点实在已经没有必须精准到某一个时刻了。”
　　很多年前的这个点，学校操场上满场飞扬的童真与笑声，也曾响彻山谷，像一支支山歌，唱响了大山子民的幸福与希望。而如今，在蒋国强的眼前，只有叶飞鸿孤独的身影，捧着课本跟着他朗读——声音清脆而单薄。

　　一位老师的坚守

　　蒋国强是土生土长的常太人，当年恢复高考后，他是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毕业后，他又是第一批的回乡知青。在这座深沉的大山里，蒋国强至今已经任教30余年，培养了一批批的大山学子，也眼睁睁看着大山里的学校日渐式微。
　　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蒋国强的足迹几乎辗转过山里所有的小学。在他的印象中，常太镇鼎盛时有27所完整小学，而如今，仅剩6所完整小学。年轻的教师在山里呆不住，年老的教师陆续退休，只要有一个学生，学校就得办下去，于是，蒋国强总是轻易就被说动，辗转于山里的学校间，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呆不住的山里学校。
　　学校的老师少、学生少，学校又地处偏僻，山里的生活枯燥而单调。蒋国强每天清晨赶到学校给叶飞鸿上课，中午往返学校和家里太过颠簸与耗时，就在学校自己动手煮点东西吃。下午再接着给叶飞鸿上课，直到下午4点多，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他才能披着夜色回家。
　　叶飞鸿也许会是蒋国强执教生涯里带过的最后一名学生。今年已经59岁的蒋国强明年即将退休。在那间小小的只有他们师生二人的教室里，蒋国强对叶飞鸿的教导更像是在家辅导自己的孩子，或者也可以说，像是私塾老先生一对一教导他唯一的学生。
　　一张课桌和一张讲台紧挨着摆放，读书时，叶飞鸿面向蒋国强而坐；指导拼音和生字时，蒋国强就会把他叫到讲台旁，然后在一本生字本上直接书写“板书”。“黑板对于我们的用处并不大，这些生字本就是我们的黑板。”一人一本生字本，蒋国强在自己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地示范拼音和生字的书写，站立一侧的叶飞鸿跟着学，这便是他们师生二人特殊的课堂学习时间。
　　有时会整个上午学语文，下午学习数学；有时又会根据叶飞鸿对课业的接受情况自由调整课程；思想品德教育等课程会适时念一遍给叶飞鸿听；美术课则让他自己涂鸦作画，“没想到这个孩子对绘画还蛮有天赋。”蒋国强欣喜说道。蒋国强是叶飞鸿的“全能老师”，除却音乐课，该学的科目，他一课也没有落下。
　　其实，蒋国强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就这样变少了。只是近年来，他开始明显感到山区的学生人数锐减，除了他和叶飞鸿坚守在利车小学，其他的一些山区小学也仅有四、五个学生和一两个老师或者十几个学生和三两个老师。
　　“很多家长都外出打工或者到城里买房了，紧接着就会把孩子接到中心校或者城里的学校念书。”蒋国强说，很多家庭想方设法搬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他认为，这是当地学生锐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同学的一年级生

　　叶飞鸿的父母外出打工，两个哥哥也分别外出求学，许是条件还未成熟，所以留下他和爷爷奶奶继续留在山里生活、上学。
　　叶飞鸿是上一届大班里唯一的学生，跟着中小班的孩子一起上过学前班。随着他升入小学，他对“同学”的概念也只停留在学前班的那几个人名。他从未到过外面的学校，看见过别人的一年级都是怎样学习和度过的。他的哥哥们也没有对他讲起过，其实他应该有很多位老师，还应该有很多的同学。在叶飞鸿的小小的世界里，他以为，“上小学就是这样的，只有蒋老师一个老师和我一个孩子。”
　　那日蒋国强正好教到一年级语文课上《我多想去看看》这一课。叶飞鸿趴在课桌上，写着生字，字迹越来越拖沓，显得很是无聊。蒋国强敲了敲桌子，说：“休息十分钟，出去玩儿去”。叶飞鸿立马来了精神头。
　　原来，对门的学前班下了课，十几个小毛孩儿早已在操场上跑开了。“为什么我没有严格按照一节课45分钟来把控，因为如果我这里下课了，幼儿园的孩子还在上课，他就没有人一起玩。这样会显得他太孤单。”原来，学校不再打钟，也是蒋国强的一份“私心”在里头。
　　叶飞鸿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光，因为终于“有人陪我玩了”——和学前班的男孩们追逐嬉闹、把口袋里藏了很久的糖果分给学前班的妹妹一起吃……在叶飞鸿的世界里，玩伴只有这些比他年小的弟弟妹妹，他却像是已经拥有全世界一般的知足和快乐。
　　“我会背诵爸爸的手机号码，我想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虽然有两个哥哥，然而，跟随爷爷奶奶留在大山里生活的叶飞鸿，还是像独生子女一样，不得不成为一名留守儿童。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把他也接出去上学。就像蒋国强不知道，明年他退休后，会有谁来接过他的教鞭，继续为“叶飞鸿”们上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