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无门关》，其中一则云： 百丈和尚凡参次，有一老人，常随众听法。众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师遂问，“面前立者复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某甲对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遂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 这便是俗语所谓“野狐禅”的来处。突然想起，当下小说创作，其实极大程度上落到参“野狐禅”话头的境地。 自鲁迅《狂人日记》始，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创作，再有一年，便满百岁。百载是非盛衰和成败，学识学养所限，当然是说不清也不敢说了，但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总感觉到似乎陷入自说自话、只能自我指涉的怪圈当中。 当下是信息时代。信息世界是平的，平坦，平等，平得一望无垠，但也平得一览无余。于是关于世界，所有人都似乎有一个自己能见到的真理，关于小说也是，大多数的创作都似乎是在证明自己见到的这个真理，以人性、现实、魔幻、批判、象征、结构、语言、传统、先锋、实验……等等名义。但真理太多，就像满街闪烁的霓虹灯，光怪陆离，也让人迷失其中，找不到来路去路，终于只剩下一个问题：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 落于不落，似乎是个两难问题；落，是自说自话，不落，是自我指涉。不论怎么样的词语，都难以改变小说沦落成为只与小说本身相关的一个圈子，看起来圆满自足，但总像是阿Q画出来的。 其实，不只是汉语小说创作，“寰球同此凉热”，就是在种种理论发源地的法国，语言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新世纪伊始，就称西方现代文论将生动的文学缩微成纯粹的概念探讨和技术性求索，偏离了文学宗旨。但文学宗旨是什么？似乎又要陷入真理的怪圈之中，终不免还是语言的自说自话和自我指涉。 “墙外桃花三两支”，圈子外，还能不能有别枝逸出？黎晗的小说，至少提供了一些可能。 无可置疑，现代汉语小说创作是西风渐盛后的产物。从上世纪最开始的“为人生”和“为文学”之争，到后来的浪漫现实之分，再到后来的现代、后现代、结构、解构、象征、意识流和魔幻现实、新小说……西方流来的理论武器，总是在影响和改变着一代又一代的现代汉语小说作者。但其实，在西风劲吹之前，汉语小说也有自己的……叫武器不合适，传统吧。这传统很简单，“稗官野史谓之小说”。 既然是“稗官野史”，就离不了偶遇和性情。因为上不了大雅之堂，算不得正经文字，古代小说免不得跟野老闲谈、街闻巷议相似，大家坐下来闲话人物、聊聊历史、谈狐说鬼，因为没有正经姿势，文字里自然充满了偶然遇到的乐趣；也还有另一种情况，文人——多半是失意文人，写累了正经文章，往往习惯闲记几笔，记人物、记鬼怪、记自己所遇到的成功和失意，因为是闲记，不需要给人交待，自然真话流露，便很见性情了。 偶遇和性情，在黎晗小说里很多见。《生则为有用之人》中，“我”，一个曾经的老师，偶然遇到了曾经的学生，小说中说是“在我几乎忘记了我的教师经历之后突然出现的”，而两人讨论的话题，也是“我”自己都忘了曾说过的一句话“生则为有用之人”。后来，两人在通过多封电子邮件后，“她却突然失踪了一样”，而“我”的感觉呢，“有过一些担忧，也有过一些失落，但因为杂事烦扰，渐渐地，我把郑美兰和她的烦心事淡忘殆尽了”。总之，这个学生的出现，和她的消失，以及来往邮件讨论的话题，都是很偶然遇见的。 这种偶遇，也出现在《火柴姑娘》中。甚至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陆翼，他的名字，也是生命中偶然遇到的一个事件，“‘六一’节出生的”，他的人生，自然也全是偶然，一个个“艳遇”。夜场中，“那些妈咪们，她们都叫陆翼‘小六子’……那些小幺蛾子们，她们当然都叫陆翼“六哥”， 不论是“六哥”还是“小六子”，这样的代号都离不了逢场作戏，是偶然场合中的偶然产物。而后来，陆翼拒绝人生中这样夜场流连的“偶然”，竟然还是通过“偶遇”。一次出差中，他在南边遇见了一个姑娘，“我是说，那姑娘，她不要我的钱。然后，就那样坐着，背对着我，把酒店房间里的那盒火柴抓到手里，哧，划着了，然后一直盯着那燃烧的火柴棒，直到它慢慢烧完。然后，哧，她又划着了一根……就那样，她一声不吭地，把一整盒的火柴都烧完了……” 陆翼的人生，以偶然碰到的“火柴光芒”，结束了他在夜场流连的日子。以一次偶遇结束了经常性的偶遇。 还有《午夜便条集》。小说主人公唐先生的生活，似乎在拒绝偶然，“发型、服饰、手表、座驾等，显然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和打理”，“每回助理代替他接待或赴宴，出发前他总要细细嘱咐一番”，然而，“每当一个人在酒店房间，临睡以前，一般是在午夜，唐先生都会对那种雅致的便条本发上一会呆。空白的便条在暖融融的床头灯下展示着它的‘空’和‘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提醒着什么，又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唐先生反复检查着小便条本本上薄薄的几张白纸，连同它们的背面，他都细细搜寻了一遍又一遍。唐先生老觉得，便条本中间的某张纸上，可能留着一位陌生人的字迹，一个名字，一个电话或手机号码，或几个神秘字眼……”唐先生在期待着偶然遇到的奇迹。 小说中还有两个人物，“我”和唐先生的女儿，他们是一对曾经的恋人，又偶然遇到一起了。相遇的真的很偶然，“一周前，我在云南曲靖的一个便条本上写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我心有所感随手写下的……这次兴之所至的涂鸦，让我和唐先生‘相遇’了……第二天入住那个房间的并不是唐先生，而是他的女儿，我多年前曾经的女友。因为这次奇迹一般的偶遇，我多年前的女友冒出了筹划编辑一本怪书的奇思妙想”。 不用再赘述这篇小说的情节了，实际上，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于偶遇的故事。甚至，小说的三个人物，在作者笔下，先后出现的都像偶然蹦出来的。从开头到结束，每一句话都说的是人生中的偶然，和偶然中的遇见。 这些偶遇自然是轻松的，不会让你想起人性和现实、存在和不存在等等大问题，也不会让你生出心思去解构小说，分析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小说中这些偶偶其实所描述的是一种性情，性之所至、情之所遇。这也正是汉语小说传统中那些“稗官野史”所遇到所描绘的境况，“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就是如此的自然和简单。于是，小说终于从真理的桎梏中解脱了。 卡尔维诺《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有一个故事，佛罗伦萨诗人吉多·卡瓦尔康蒂（GuidoCavalcanti）常在一座教堂附近大理石坟墓间漫步、思考，一天，他被一群纨绔子弟骚扰，于是他一只手扶着一块大墓石，轻快灵便地一跳，跳到那墓石后面，随即拔腿走开，摆脱了他们。卡尔维诺如此解释这轻盈一跳，“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这也许就是黎晗小说中偶遇和性情留下的印象罢。这印象又或许能解释《无门关》中老狐那一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 这也许又是野狐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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